特约稿

• 中国都市人类学的本土化建构与应用转向

  周大鸣;程璐;

  中国都市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以来，在快速城市化与独特社会转型背景下，逐步实现了从理论引介到本土化建构与应用转向的学科自觉。系统梳理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认为其形成根植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城乡移民、乡村都市化等独特现象所构成的经验基础。学科在理论层面提出了多个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概念，并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多地点民族志与历史维度的引入，实现了从乡村研究范式向都市研究范式的转型。在实践层面，聚焦农民工、城市民族关系、乡村都市化、都市文化与空间等核心议题，推动了政策参与和社会治理的深入互动。面对未来，中国都市人类学需在强化全球对话、应对数字伦理、平衡应用性与批判性以及拓展跨学科融合中持续发展，以本土智慧贡献全球都市知识体系。

  2026年01期 v.18;No.83 1-11+1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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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国家整合与身份认同——中缅边境傈僳族与汉族的历史记忆互构研究

  荣莉;

  基于主体间性视角，通过云南腾冲滇滩傈僳族与汉族的田野调查，探讨边疆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的动态建构。研究聚焦汉傈历史记忆的互构过程，揭示傈僳族国家认同的独特路径：其国家整合始于本地移民开发，通过与汉族的分工合作与边界协商，逐步形成命运共同体。批判了单一族群中心主义叙事，强调族际互动中“互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提出傈僳族通过文化互化与汉族共同铸造国家信念，最终实现边疆社会整合。研究发现，刀杆节等文化符号的共享并非单向“攀附”，而是族群互补性与国家整合需求的产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地方性实践样本。

  2026年01期 v.18;No.83 12-24+1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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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蒙联姻政策实践中“个体与制度”正向互动的典范——以下嫁漠南蒙古巴林右翼旗的固伦淑慧公主为例

  宋天琢;卞成林;

  以清初下嫁漠南蒙古巴林右翼旗的固伦淑慧公主(1632-1700年)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这位皇室女性在满蒙联姻政策实践中借由“个体与制度”的正向互动，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维度为加强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促进当地民族和区域发展作出的卓越历史贡献，进而揭示这一成功案例之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深远意义。

  2026年01期 v.18;No.83 25-35+1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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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探赜：价值、功能与路径

  李琦;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它以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发展为基本原则，富裕样态为最终目标，以满足和引导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主要任务，涉及感性体验、理性认知、价值规范三大层次，实现于精神生产、精神分配、精神交往、精神享受的高质量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长期塑造着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对于坚守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原则、达成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目标具有重要价值。强大的情感培育功能、思想启发功能、道德塑造功能，使其成为满足和引导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宝贵资源。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构建传统与现代相协同的文化创作体系、形成普惠均衡的文化分配机制、搭建跨民族文化对话平台、提供分层分类的文化体验服务。

  2026年01期 v.18;No.83 36-45+153-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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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模式探索

  李伟林;

  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迎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探讨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范式，其核心困境体现为：信息洪流与碎片化传播消解文化精义、压缩传播空间，文化趋同冲击本土价值与特质，技术依赖引发安全隐患及传播自主性弱化。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三大创新路径：技术赋能推动传播从静态展示向沉浸体验升级，“云游敦煌”“数字故宫”等案例依托VR/AR技术构建文化遗产全链条生态；跨界融合通过IP多维开发拓展价值，以《哈利·波特》《哪吒》及故宫实践印证其效能；受众共创重构传播范式，相关计划与模式强化参与式传承。最后给出优化策略：内容创新聚焦内涵开掘、媒介转译与IP运营，渠道拓展注重线上线下协同，互动优化依托反馈机制提效，三者协同助力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2026年01期 v.18;No.83 46-55+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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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不拉法庭”与“民歌法庭”——民歌中的法文化资源、司法创新以及解纷作用

  徐晓光;石昌吉;李运华;

  针对民族地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与现代司法需求衔接不畅的问题，论文以新疆“冬不拉法庭”（哈萨克族）、贵州“民歌法庭”（侗族/苗族）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两地在巡回审判中融入民族民歌的调解实践——“冬不拉法庭”与“民歌法庭”。研究发现，民歌中的“和文化”与法治理念深度融合，不仅降低了当事人对抗性、提升了调解执行率，更推动了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协同，为民族地区“矛盾不上交、风险不外溢”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文化司法样本。

  2026年01期 v.18;No.83 56-66+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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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研究

• 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凯里市青曼苗寨为例

  周真刚;陈然;何可燕;

  民族特色村寨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其保护与发展是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以贵州省凯里市青曼苗寨为个案进行研究，探究民族特色村寨系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前学界对民族特色村寨的研究多围绕农业、文化、旅游等维度进行研究。但是，民族特色村寨在发展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从彰显民居建筑特色，推进传统建筑保护；培养文化传承人才，创新文化发展形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元筹集建设资金；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探索多元发展模式；制定科学合理规划，避免急于求成思想；深化多元主体治理，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系统性保护体系，进而促进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

  2026年01期 v.18;No.83 67-75+154-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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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中的协商共度：耕读景观建设与村民主体性研究

  段泽丽;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在旅游开发中，聚落与景观的叠合引发村庄主体性的问题。基于福建省培田村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对“耕读文化”的转译打造旅游景观，存在对建筑空间的误用和文化意义的挪用。同时，当地人通过“喃喃细语”的“反抗”，部分改变夜景规划，维护了村民对于古村的想象。在此基础上，村民自发实践空间策略，利用夜景开展夜市，参与到景观建设中。研究表明，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建设，更应关注村民在文化意义上的能动参与。不同主体的协商与互动构成了完整的村庄景观，使共度成为可能。只有充分尊重地方主体的知识与实践，才能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持续振兴。

  2026年01期 v.18;No.83 76-86+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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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文化研究

• “顽强之物”：贵州施洞地区“河边苗”龙舟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马腾嶽;彭庆;

  清水江流域“河边苗”具有长久的龙舟制作与龙舟竞渡传统，并形成一个地理边界封闭的龙舟文化圈，与河边苗族群分布的地域多相重叠。从方志记录来看，河边苗龙舟文化可考时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是河边苗重要的传统文化。目前对清水江河边苗龙舟文化的研究，大都聚焦在龙舟象征文化及其历史。以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取径，通过“顽强之物”理论视角，分析河边苗“独木龙舟”的文化意义，并以目前所有清水江流域河边苗龙舟测量数据，以实证研究方式对清水江河边苗龙舟的形制与生产工艺变迁进行考察分析，论证外在政治经济条件对河边苗龙舟形制、工法、龙舟制作社会关系变迁的作用与影响。

  2026年01期 v.18;No.83 87-114+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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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前沿研究

• 分类体系、社会秩序与生命态度——帕米尔高原阿村牧民与四畜关系的人类学考察

  布比巴提马·哈力力;

  帕米尔高原历史上是游牧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当地牧民生计的根基，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活在此的柯尔克孜牧民，在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基于种群、年龄、性别和颜色的家畜分类体系，构建了以肉食食用和分配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关系，形成了人与四畜共生互惠的生命态度，三者交织交融，共同维系了阿村生态平衡、社会秩序及可持续的游牧生计模式。阿村柯尔克孜牧民三位一体的生态认知模式，展现了一个内部协调和可持续的共生互惠模式，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传统游牧文化，也为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贯彻，以及多物种关怀等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可行路径。

  2026年01期 v.18;No.83 115-126+15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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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类行动者”的生态实践：糜子与西辽河流域的文化生态适应

  吴英杰;

  从人类学新本体论来看，农作物亦是一种“行动者”，具有社会生命，农作物的种植乃是人、物、组织的一种复杂交织，同时，农作物与各个层级的“系统”关系中涌现出不同的特性。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选取西辽河流域乌兰那仁嘎查村民历史上种植糜子的实践作为民族志案例，结合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作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地区本土作物糜子在生态-文化系统中的能动性及系统韧性。研究发现，科尔沁蒙古人传统种植的糜子具有移动和“自然”属性，与科尔沁农牧生态等系统有着共生关系；其“漫撒籽”耕作方式，具有非“高度完整性”的特点，还与牧业有机结合，展现出“生态交换”占支配地位的生态价值和文化生态韧性。以“糜子”为中心开展的研究，可打破传统人类学领域关于“物”的“自然-文化”二元论的分析框架，同时，在包容性的生态观下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引发的环境危机。

  2026年01期 v.18;No.83 127-138+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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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态人类学的议题演进与知识生产（2015-2024）

  罗意;庹梦婷;

  梳理2015年至2024年间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议题如何从聚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阐释，演进至参与“生命共同体”等重大理念的构建。论文运用文献计量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指出这一“议题演进”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知识生产深度、广度与对话层级不断跃升的过程。早期研究致力于在特定区域与族群中验证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与文化逻辑；随着学科发展，研究视野逐步拓展至对“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文明建设”等中观议题的探讨；最终，在前沿理论与国家战略的双重驱动下，生态人类学开始积极介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宏观框架的学理构建。笔者认为，这一演进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生态人类学在扎根田野经验的同时，其知识生产与时代命题紧密结合的自觉性，标志着学科在参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迈出了关键步伐。

  2026年01期 v.18;No.83 139-152+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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