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就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冰雪地理形态分布，中华冰雪文化承载了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多样性的人类冰雪文化基因图谱。本文是笔者主编的《中华冰雪文化学术图典》（待出版）丛书《序言》的论文版。以中华冰雪文化的研究框架为基础，结合15本丛书的主题，分为中华冰雪历史文化（古代北方的冰雪文化、明清时期的冰雪文化、民国时期的冰雪文化、中华冰雪诗画选论、图说冰雪体育）、雪域生态文化（冰雪民族文化拾零、青藏高原的山水文化、卡瓦格博雪山、冰雪之巅中华魂）和冰雪动植物文化（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牦牛、藏鹀、猎鹰与鹰猎、驯鹿）三个部分，扼要介绍了第一次系统研究中华冰雪文化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创举有力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和内涵，确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和民族工作主线的战略地位。“三千孤儿入内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决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是中华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特定实践场域的现实形态和具体表达。新时代民族教育工作的精神主线是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教育的培养模式。“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启示了共生的历史观、共情的民族观、共荣的文化观、共建的国家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政治层面上，坚持基层党建引领是根本保证；经济层面上，推动社区产业振兴是物质支撑；社会层面上，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是有力抓手；思想层面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有效途径；环境层面上，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是空间保障。全面总结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经验，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为节期最长的流动性地方节日，云南玉溪米线节数百年来在其土主信仰祭祀圈地域空间贮存着润泽民生的历史记忆，发挥着保境安民的社会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玉溪米线节由传统民俗一跃而为文化资源，正在经历通过促进地域社会治理、发展地方文旅产业而助推乡村振兴的功能转型。针对米线节土主信仰式微，民间自组织面临解体的现状，应切实转变文化观、遗产观，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联合攻关，以全息数字化记录、民俗文化公共实践等方式，加强米线节主体协作式传承和整体性动态保护。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推动乡村产业兴旺，而乡村产业兴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新乡贤的参与。学界对于新乡贤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乡村治理场域及其政治效能，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行动逻辑研究则稍显薄弱。本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Z村新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实践为例，深入剖析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经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在理性逻辑、市场逻辑、科层逻辑、乡土逻辑四者相互作用下，呈现出理性叠加、螺旋赋能、多维共同体等三重性。对此，应正确认知和合理利用新乡贤行动逻辑中所蕴藏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积极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所需的社会发展环境，重视新时代下传统乡土文化资源与情感要素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不断地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更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必经之路。然而，在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鸿沟难以弥合、乡村公共服务配套不平衡、精神扶贫工作道路依然艰巨、代际收入贫困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文章认为，应在治理思路上从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在治理标准上从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向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在治理手段上从物质贫困“走出来”向精神贫困“站起来”转变，在治理对象上从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向脱贫群体的子女教育问题拓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发展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位于东北边境地区的J村，在政府的扶持和引领下，结合本地资源和社会基础，把木耳种植发展成当地重点产业。新内生发展理论作为超越外源与内生二元发展观的混合型发展模式，强调乡村发展的内外动力具有交互性。运用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和讨论J村木耳产业的发展过程，认为单一的外源或内生因素不足以支撑特色产业的发展，整合内外两种动力是加强乡村特色产业自主性和经济收益性的发展取向。
清水江区域学的研究需要注意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互动互塑的地缘性特征，其中最要者即清水江-沅江所发挥的促进物流、人流及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交通连结作用。因而在关注区域内部各种分散聚落人群的复杂性空间联系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不断变边裔为内地的历史性时间变迁过程。结合空间时间各种复杂因素分析研究当地区域体系，则不妨以“成长的社会”来概括其文化结构的整体性特征。“成长的社会”本质上也是开放与变动着的社会，而开放的社会是最容易受惠于外来的知识的，当然也是最有益于社会或文明的变动与成长的；所以在立足于方法论的一般性立场，也有必须强调与之相应的动态而非静态的比较性分析研究。而大量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乡土文献的整理公布与出版，恰好为清水江区域学的研究与建构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文献来源基础。
清水江学的提出，源于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全球化和全球史兴起的时代学术背景下产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取法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加州学派和中国华南学派等学术流派优秀卓越的传统，并直接参与当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与探讨，以及接续敦煌学、徽学等以地区命名的专门学问，自觉以法乎其上的开放姿态，融入时代和学术大环境之中。清水江学以广义的清水江文书，及一切相关清水江流域的知识文化为丰富厚实的资料范围，开展以清水江流域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充分发挥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强调比较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资料前提，研究范围，时代与学术背景和建立专门学问的终极诉求的基础之上，明确清水江学的定义，是指以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辐射区为研究对象，缘起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利用，凡清水江流域知识文化的一切载体为资料范围，以历史学为基础，展开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基于此，清水江学的性质是立足于清水江流域研究，具有明显地域性特点，又不局限于地方区域的综合性专门学问。创建清水江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新材料的扩充、区域研究的拓展、多元方法的运用和理论创新的诉求等四个方面。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是贵州考古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田野考古的深度和出土实物资料的研究来看，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整体上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其文化遗存的特征主要受到来自湖南地区的影响，并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清水江流域的考古促进了贵州考古学的发展，为建立和完善贵州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以及高庙文化的传播范围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尽管企业民族志的书写对象已经由小型社区如工厂的研究，拓展到关于跨国市场、跨国网络和全球金融等的讨论，然而，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视角，以及将民族志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于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和创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和取向决定了企业民族志的研究视角和书写路径，也决定了企业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分类依据。国内企业民族志发展不仅是对企业人类学理论和范式的本土化诠释，也是对民族志方法的本土化实践及反思。
由于在阐释旅游时空中游客身体、感知及情景的互动性上具有张力，具身理论近来成为学术界讨论旅游体验的主流视角。然而，已有旅游具身体验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场域优先性与身体优先性，前者聚焦于旅游场中氛围与行动为场所构造的体验力，后者聚焦于身体感官层面的敏感性对旅游体验的塑造，这就容易忽视人自身的生命经历对旅游感觉的形塑作用。文章将“人”带回旅游具身体验研究中，以小型企业经营者为例，分析其创业历程与旅游体验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创业后的小型企业经营者在旅游中更注重实现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置换，如对生活节奏由快向慢的置换、家庭相处日常中由缺席到陪伴的置换、异文化场景中大脑向学习模式的置换。可以通过构建置换要素提高自主经营者的旅游体验感。
本文是对以湘西为对象的区域社会史近作《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的述评。在爬疏了文本中以地方史细节脉络化呈现该区域自宋至清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历程后，本文着重讨论了书中涉及的，对应于明清时期“国家化”的制度事实在湘西这一具有多族群身份的边陲社会落地，并且促进边疆治理有效展开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区域社会“国家化”课题增添了湘西经验。但是同时，该书作者在界定研究对象时受制于区域开发视域中的湘西，未能对民族学前辈们在论述湘西的区域特点时突出的“民族性”给予理解，也未对其中表露的“关系性”思想予以充分重视，故而未能真正跳出“国家化”课题中极易遭遇的“中心与边缘”之思维的窠臼，来认知该区域的历史主体，以及这一主体在历史变迁进程所展现的能动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