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和新的地质时期划分，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质转向（geological turn）”。人类学领域人类与地质的关系被人们重新认识，地质人类学以地质学为中心，关注不同文化如何培育地下知识，地质构造又是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的。地下知识与社会生活紧密纠缠在一起，成为形塑人类社会的重要变量。论文对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地质学叙事进行梳理，并重点对达维尼翁·罗宾（d'Avignon R. Robyn）的“仪式地质学”进行全面阐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地质人类学的概念、研究内容、特点和理论视角。当前地质人类学除了挖掘不同文化有关地下知识的认知外，还主要集中在地质学与殖民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宗教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在未来，地质人类学还可延伸到矿产资源与人类社会、全球化、人类世等诸多议题中，从而可深入剖析地质学与社会生活纠缠的内在机理。
工业遗产作为记录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与奋斗精神，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载体。通过结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发展的演进历程，论证其在空间功能转型、社区凝聚力培育及区域振兴中的实践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实体与数字空间重构、叙事革新与文旅路线、公众参与三位一体的优化路径，探讨如何通过数字化保护与文脉延续激活空间价值、以文旅融合与沉浸式叙事强化精神认同、建立多元参与机制凝聚人民力量。进而分析工业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创新载体如何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面对陆地边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内生型风险与输入型风险叠加的挑战，尝试在治理领域嵌入韧性理念，聚焦调适有度、防御抵抗、适应恢复与转型创新等能力特征，以文化戍边为关键方略，回应陆地边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困境。立足文化的多元性、主体性与生活性，探析文化戍边赋能安全保障与发展提质协同并进的治理效能升级路径，进而推动治理体系向韧性化动态适配转型、治理能力向韧性导向持续进阶。这一探索既为应对边境复合型风险、破解保护与发展、国家建构与地方自主的核心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推进边境治理现代化、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兼具理论创新意义与现实应用价值。
三江源生态保护承载着“国之大者”的重要使命，对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及丰富国家公园发展理念与生态内涵意义重大。三江源属高寒牧区，牧民们历来以游牧为生并构建起“人-畜-草”三维依存模式，然近年来草原退化问题使人-草关系趋于紧张。经深入田野调研，以藏族游牧文化为视角，挖掘、分析、反思目前三江源严重的黑土滩问题；认为三江源高寒游牧文化中的鼠害、黑土滩等是反映三江源生态保护历程的一面镜子；而牧民们积累的地方知识有助于从文化角度解读三江源黑土滩成因、明确治理方向，进而让传统文化与科学治理理念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保护三江源生态脆弱环节之功效。
作物文化生态史是综合研究由人工栽培生物所生发的特定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动态互动、相互塑造的时空过程的跨学科领域。作为作物文化与文化生态史的有机结合，作物文化生态史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历史与作物的生命叙事已经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典型个案分析，往往出现有作物文化无生态、有文化生态无历史、既无生态也无历史等方面的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方法论整合。事实上，从功能主义、适应主义、政治生态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到多物种研究，作物文化生态史的理论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如今的作物文化生态史研究，需要赋予作物以主体性和能动性，注意关注作物与人类之间复杂的协同演化关系，同时兼顾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系对作物文化生态的外部影响。这种聚焦作物本体的综合研究框架，对书写好作物、人类和环境和谐共生的协同演化故事具有重要价值。
智媒时代，传统的乡土文化在现代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展现出新的审美空间，营造出乡土文化传播的“媒介奇观（Media Spectacle）”。贵州“村超”发起于地方乡间的业余足球联赛，通过群众自发与创意策划，让民族文化邂逅体育文化，实现多元表征与文化主体性；多模态的媒体技术推动着当地乡土文化呈现出宏大的“媒介奇观”，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全球传播。论文采用媒体人类学视角，运用“媒介奇观”与文化表征相关理论，分析贵州“村超”火爆出圈的深层逻辑与文化语法，阐释其作为中国本土景观是由何种力量构建的，探讨智媒时代乡土文化是如何进行多元表征与全球传播。研究表明，“村超”是由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共同打造的“替代性景观”，而人民大众是表征地方乡土文化的重要力量；多模态媒介赋权“村超”全球传播的路径与方式，使得“村超”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中国乡土“媒介奇观”全球传播的典型案例。
在市场波动与正式制度调适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乡土工业如何维持极具韧性的生产秩序？基于山西祁县玻璃器皿产业的田野调查，提出“嵌入性共生”解释框架。研究发现，该产业劳资关系并非传统的“支配-反抗”模式，而是一套基于乡土网络、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动态治理机制。业主、工头与工人等行动者通过策略性博弈，实现经济、文化、社会与象征资本的跨时空转化，达成了非正式层面的风险共担。研究揭示了乡土工业秩序的本质并非单纯的利益分配，更有行动者利用地方性知识对未来风险与价值流变的定价与对冲。这种秩序虽存在结构性张力，但通过人格化协商维系了系统生存，为理解“有根源的现代化”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实践图景。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和学术渊源皆涉及研究者自身的行走与对行走的观察，与当地人群和学术共同体在田野中的共同行走促成历史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在黔东南山地社会中，行走贯穿于人群的日常、仪式与历史叙事，人、动物和灵魂等不同主体行走的路径相互交织。行走的身体技术、不同人群的行走经验与丰富多元的行走叙事，构成理解山地人群的生活世界与历史观念的重要视角。论文基于黔东南山地社会中行走的田野经验，结合民间文献、调查资料与口头传统，在对行走的身体技术考察的基础上，揭示行走与地方治理、人群关系的关联，以及行走中的多物种关系与行走的宇宙观意义，从不同维度探讨行走之于山地社会的核心意义。
国内历史人类学这一学科因本土悠久的史学传统，在与西方的新文化史和人类学理论的对话与交流中，产生了以历史学为本位和以人类学为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取向。二者呈现出界限不断模糊、相互融合的主要趋势，但是两者对“结构”与“文化”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两种学科的融合很难触及彼此核心。为了促进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融合，通过比较两者的不同，可以认识到这一交叉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促进两种取向下的历史人类学充分结合自身的优势，使其脱离单一学科脉络下的讨论，从而促进两种学科达到真正的融合。
云南鸡足山的朝圣活动，长期吸引着被称为“古宗”的藏族群体。本研究通过梳理明清方志、藏文文献、民间歌谣《朝山调》及田野调查材料，揭示了藏族的朝山活动与滇西北地区的历史脉络和族群互动的深层关联。研究发现藏族群众的三条主要朝山路线，与历史上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以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区域基本吻合，这一路线网络及其相关的“取钥匙”仪式，连接着地方政权、宗教力量与族群往来。同时，白族等本地族群通过对“朝王”叙事的重构，以及《夏宗格萨尔》等融合性传说的编制，对同一朝山活动赋予了多元化的地方解释。鸡足山的朝山活动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表达，更是一个在多方力量交织下动态形成的文化过程，生动展现了西南边疆多民族文化共生与社会整合的逻辑。
猪膘肉是摩梭人日常生活和人生礼仪中的重要之物。以阈限理论考察猪膘肉在摩梭社区中的功能与意义，发现摩梭人在生前和死后均使用猪膘肉，并在葬礼这一过渡仪式上，起到了确保葬礼顺利进行的作用，并帮助逝者完成由生者到祖先的身份转换，因此，猪膘肉在摩梭人的文化情境中是“生死阈限之物”。摩梭人与作为葬礼用品的猪膘肉同室而处，并将猪膘肉运用在“成丁礼-葬礼-祖先祭拜仪式”这一摩梭人的生命礼仪链中，体现了摩梭人“生死接续”的生命观，而这一观念的形成不仅是摩梭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更体现了摩梭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具有内在共同性的事实。这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了例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
潮汕的饮茶习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潮汕工夫茶传统，由此成为潮汕人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改革开放后潮汕工夫茶出现冲制步骤简化、工夫茶具改革、茶类拓展等现象。2008年潮汕工夫茶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官方文件确定了工夫茶的“传统”规制，使部分潮汕年轻人对工夫茶的认知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对“工夫”一词的“讲究”有了不同理解，对工夫茶的日常实践产生了不同认知，出现部分年轻人认为“工夫茶”属于“传统”而非“日常”，并否认每天所喝即为工夫茶的现象。还有一些年轻人认为盖瓯与选用单枞茶是潮汕工夫茶的传统规制。即使对“工夫茶”有不同理解，潮汕年轻人仍然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着相关的“工夫茶”实践。同时，也有潮汕年轻人认为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工夫茶”与其他民俗一样面临传承问题。
“花为人魂”的花婆信仰是海南黎族生殖崇拜和生命观的基础，文章通过对杞黎社会的生育实践、护童禳解仪式、换命仪式及其生死转换等过程的讨论，来探索黎族孕育生命和求生保命之重视现世生存的循环式生命观念，这种社会性再生仪式显示出黎族顺应生命规律、积极谋求生存、努力繁衍生命及其豁达的人生态度，它不仅展现出热带岛屿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种排解生存危机、纾缓社会矛盾的现世生存哲学，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